严复
严复（1854年1月8日－1921年10月27日）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、翻译家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乳名体干，初名传初，改名宗光，字又陵，后名复，字几道，晚号野老人，福建侯官（后并入闽县，称为闽侯，今福州市）人。青年时代曾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，回国后长时期在清政府北洋海军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。翻译过多种西方国家的学术著作，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介绍“西学”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人。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、政治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，他翻译了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、《群学肄言》、《群己权界论》、《社会通诠》、《法意》、《名学浅说》、《穆勒名学》等著作。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，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。严复的翻译考究、严谨，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，他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。
严复 严复，生于1854年1月8日，卒于1921年10月27日。1877年(光绪三年)，严复被选送英国学习海军驾驶。1879年归国，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。次年，李鸿章新建北洋水师学堂成立，又奉调北上，任该学堂总教习，后升任会办、总办。 1895年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，严复深受刺激，开始致力译著，主张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。同年，在天津《直报》连续发表了《论世变之亟》、《原强》、《辟韩》、《救亡决论》等政论。以尊民叛君、尊今叛古的精神，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窃国者，主张废除八股，取消科举制，他还指出欲求中国富强，必须变法，提出了鼓民力、开民智、新民德的改革主张。1897年，他与王修植、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，著文立说，介绍西学，批评时政，积极倡导变法维新，使《国闻报》成为与上海《时务报》南北齐名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。 
严复译作《天演论》 严复最重要的活动，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，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。其第一部，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，是翻译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。《天演论》的出版使进化论的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，尤其是书中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道理，给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分子以爱国救亡、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严复继续奋力于译事，到1909年(宣统元年)，先后又译出斯密的《原富》、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、穆勒的《群己权界论》和《名学》、甄克思的《社会通诠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以及耶芳斯的《名学浅说》等书，共160多万字之巨，而且几乎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名著。他还提出信、达、雅三条翻译准则，至今仍为致力译事者所尊崇，引为楷模。严复学贯中西，被誉为于西学中学皆为中国第一流人物。他是近代中国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。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，1900年曾开名学会于上海，讲演名学。参加唐才常创立的国会，被推为副会长。1902年，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。1905年，参与创办复旦公学，并在次年任校长。1912年，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，兼文科学长。同年，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，复被荐为首任校长。辛亥革命后，严复趋于保守。1913年，他参与发起孔教会，极力主张尊孔读经；1915年，又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。此后，他还支持宣扬迷信的灵学会。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，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加以诋毁，保守思想日趋严重。
严复在天津的雕像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，否则必然亡国。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。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：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，害在使天下无人才，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？曰有大害三：“其一曰锢智慧”、“其二曰坏心术”、“其三曰滋游手”。严复主张多办学校，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，对“民不读书，罪其父母”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。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，自然不能胜过人家。基于这种思想，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。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，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，如天津俄文馆、北京通艺学堂等。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，以“开民智”。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，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，即小学堂、中学堂和大学堂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；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、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；大学堂学习三、四年，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。同时，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，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。 此外，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。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。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，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。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，认为妇女自强“为国致至深之根本”。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，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，又要参加社会活动，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，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，因而也就无意义了。显然，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，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，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，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。 严复提倡西学，反对泮务派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观点。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：“中国最重三纲，而西人首言平等；中国亲亲，而西人尚贤；中国以孝治天下，而西人以公治天下；中国尊主，而西人隆民……其于为学也，中国夸多识，而西人恃人力。总之，西学“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。”他还指出“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，西之人力今以胜古。”“古之必敝。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、舜、孔子生在今天的话，也要向西方学习的。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“格致”：“益非西学，洋文无以为耳目，而舍格之事，则仅得其皮毛。”他认为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，西学有西学之体用，分之则两立，合之则两止”。他认为应做到“体用一致”，“本来一致”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，提出“以自由为体，以民主为和”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。 他从“体用一致”的观点出发，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。他认为在小学阶段，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“为条达妥适之文”，“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，”因则“旧学功课，十当其九”，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“最浅最实之普学”为辅助读物。在教学方法上，多采用讲解，减少记诵功夫。中学阶段应以“西学为重点”，“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，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”，并且规定“一切皆用洋文授课”。在高等学堂阶段，主要学“西学”，至于“中文”，则是“有考校，无功课；有书籍，无讲席，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。”他认为对于青少年，应引导他们分析，学些专深的知识，如此，让他们有所收益，触类旁通、左右逢源。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他曾翻译《穆勒名学》（形式逻辑），并积极进行对“名学”的宣传介绍。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。我国几千年来，“演绎”甚多，“归纳”绝少，这也是中国“学术之所以多诬，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”的一个原因。严复更重视归纳法，主张要“亲为观察调查”，反对“所求而多论者，皆在文字楮素（纸墨）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”。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：“读书得智，是第二手事。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，各物为我文字者，斯真学耳”。
生平简介
严复 严复，生于1854年1月8日，卒于1921年10月27日。1877年(光绪三年)，严复被选送英国学习海军驾驶。1879年归国，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。次年，李鸿章新建北洋水师学堂成立，又奉调北上，任该学堂总教习，后升任会办、总办。 1895年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，严复深受刺激，开始致力译著，主张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。同年，在天津《直报》连续发表了《论世变之亟》、《原强》、《辟韩》、《救亡决论》等政论。以尊民叛君、尊今叛古的精神，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窃国者，主张废除八股，取消科举制，他还指出欲求中国富强，必须变法，提出了鼓民力、开民智、新民德的改革主张。1897年，他与王修植、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，著文立说，介绍西学，批评时政，积极倡导变法维新，使《国闻报》成为与上海《时务报》南北齐名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。 严复译作《天演论》 严复最重要的活动，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，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。其第一部，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，是翻译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。《天演论》的出版使进化论的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，尤其是书中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道理，给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分子以爱国救亡、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严复继续奋力于译事，到1909年(宣统元年)，先后又译出斯密的《原富》、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、穆勒的《群己权界论》和《名学》、甄克思的《社会通诠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以及耶芳斯的《名学浅说》等书，共160多万字之巨，而且几乎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名著。他还提出信、达、雅三条翻译准则，至今仍为致力译事者所尊崇，引为楷模。严复学贯中西，被誉为于西学中学皆为中国第一流人物。他是近代中国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。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，1900年曾开名学会于上海，讲演名学。参加唐才常创立的国会，被推为副会长。1902年，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。1905年，参与创办复旦公学，并在次年任校长。1912年，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，兼文科学长。同年，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，复被荐为首任校长。辛亥革命后，严复趋于保守。1913年，他参与发起孔教会，极力主张尊孔读经；1915年，又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。此后，他还支持宣扬迷信的灵学会。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，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加以诋毁，保守思想日趋严重。严复的教育思想
在复法运动中，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、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。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、重要性、迫切性，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，以“物竟天择、适者生存”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，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戊戌变法后，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，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。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。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，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。严复在《原强》中提出，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：“一曰血气体力之强，二曰聪明智慧之强，三曰德性义仁之强。”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、智、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。“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：一曰鼓民力，二曰开民智，三曰新民德”。所谓鼓民力，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，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；所谓开民智，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；所谓新民德，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，实行君主立宪，倡导“尊民”。严复要求维新变法，却又主张“惟不可期之以聚。”“除而不骤”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，即在当时的中国，要实行君主立宪，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，总之，“教育救国论”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。严复在天津的雕像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，否则必然亡国。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。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：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，害在使天下无人才，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？曰有大害三：“其一曰锢智慧”、“其二曰坏心术”、“其三曰滋游手”。严复主张多办学校，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，对“民不读书，罪其父母”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。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，自然不能胜过人家。基于这种思想，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。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，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，如天津俄文馆、北京通艺学堂等。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，以“开民智”。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，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，即小学堂、中学堂和大学堂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；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、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；大学堂学习三、四年，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。同时，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，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。 此外，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。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。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，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。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，认为妇女自强“为国致至深之根本”。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，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，又要参加社会活动，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，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，因而也就无意义了。显然，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，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，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，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。 严复提倡西学，反对泮务派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观点。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：“中国最重三纲，而西人首言平等；中国亲亲，而西人尚贤；中国以孝治天下，而西人以公治天下；中国尊主，而西人隆民……其于为学也，中国夸多识，而西人恃人力。总之，西学“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。”他还指出“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，西之人力今以胜古。”“古之必敝。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、舜、孔子生在今天的话，也要向西方学习的。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“格致”：“益非西学，洋文无以为耳目，而舍格之事，则仅得其皮毛。”他认为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，西学有西学之体用，分之则两立，合之则两止”。他认为应做到“体用一致”，“本来一致”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，提出“以自由为体，以民主为和”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。 他从“体用一致”的观点出发，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。他认为在小学阶段，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“为条达妥适之文”，“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，”因则“旧学功课，十当其九”，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“最浅最实之普学”为辅助读物。在教学方法上，多采用讲解，减少记诵功夫。中学阶段应以“西学为重点”，“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，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”，并且规定“一切皆用洋文授课”。在高等学堂阶段，主要学“西学”，至于“中文”，则是“有考校，无功课；有书籍，无讲席，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。”他认为对于青少年，应引导他们分析，学些专深的知识，如此，让他们有所收益，触类旁通、左右逢源。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他曾翻译《穆勒名学》（形式逻辑），并积极进行对“名学”的宣传介绍。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。我国几千年来，“演绎”甚多，“归纳”绝少，这也是中国“学术之所以多诬，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”的一个原因。严复更重视归纳法，主张要“亲为观察调查”，反对“所求而多论者，皆在文字楮素（纸墨）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”。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：“读书得智，是第二手事。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，各物为我文字者，斯真学耳”。
